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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生前譽滿中國，死後猶名震中外

　　如果陳寅恪的學術遺產是為中古史打造一個令後世反芻不已的文化資源的話，那麼，許倬雲和毛漢光師弟所為等如別開生面，為中古史另創一個文化資源。如此一來，台灣有兩個一舊、一新的中古史學術文化資源。這有別於大陸的陳寅恪學統本店只有一個文化資源。這是台灣中古史勝出其大陸同業的堅實憑藉所在。

　　就在台灣中古史界趁勝追擊大陸中古史界之餘，於二十世紀末十年、二十一世紀首十年短短二十年之間又締造另一個新文化資源來。本書稱之為新新文化資源，如此就比大陸多出兩個文化資源。這個新新文化資源就是由盧建榮所領導的以新文化史研治中古史的新學風，他的影響正由他所主編的《社會∕文化史集刊》最新三期（創刊號、2輯、3輯）給展示出來。他主張研究歷史首須觸及歷史的複雜面（必須放棄直線單一觀點思維），其次要換用一批新式分析術語，第三在書寫上要恢復古代兩司馬所垂訓的敘述史學（反對大量抄資料，以及不知剪裁文章的不長進方式），第四在歷史理念上要以追求「神似過去」為目標（改變追求「真相全體」為目標），如此反而逼真。這些新主張亟待歷史教育產生革命方可為功。目前現役中古史家完全昧於上述革新方案，以致少有超越陳寅恪的新手出現。我對目前四十歲以下新手史家寄以厚望，愈快擺脫學閥所施以的過時思維，方能走出陳大師的巨人身影。

　　這樣的演變是對陳寅恪史學帝國最沉重的一擊！但從另一方面看，陳氏泉下有知，當欣喜為後浪所趕過吧。

　　在陳寅恪所再現的中古史裡面，有一些文化論述被他的核心讀者群、也就是他的同行後輩加以傳承和演義，產生了與當代心靈的互文性。底下我一一簡述之：

　　首先，環繞在與國家價值攸關的盛世論述被加碼、並放大。大唐帝國強盛之所由來，或說拜前期一、二百年的胡漢通婚所形成的新民族體魄，或說唐代不分男女均體魄健全，或說寬容的民族政策，或說國防大戰略下的成功殖民主義，或說決策機構和制度的健全，或說前唐諸帝英明輩出等等不一而足。以上林林總總都得一曲之偏。甚至有的強調儒家理想在太宗朝的付諸實踐、以及進士科人才登進辦法能有效拔取人才這兩點，更是似是而非之說。但這麼強大的政權緣何衰亡？就比較引不起史家興趣，而少有人論列此事。但還是有兩位史家集中在宦官的為害這一點，或說宦官控有禁衛軍使士大夫所掌控的政務機構無法節制宦官的擴權，其中有一位更說原為中央夾輔所設計的藩鎮叛服不常使中史疲於應付。這些只在重複宋人的說法，難謂創見。

　　其次，陳寅恪最引人注目的一大創見，厥為唐帝國統治階級中的核心團體不因先前政權動蕩而解體，它一直要等到武則天重用社會新式人才才日趨沒落，抑且中晚唐中央文官層的權鬥是此核心團體向其對手的困獸之鬥。這樣一種文化論述，日後的毛漢光發明一術語以明之，叫「政治延續」，頗能曲盡此中奧妙。這個核心集團，陳寅恪以史家身分命名為「關隴集團」。這個動人心魄的名詞牽動日後其後輩為之神魂顛倒久之。或為它寫前傳，或修正說彼輩從有唐建國至武則天崛起這段時間的真正作為。關隴集團用今天話來說應叫老牌政治世家。這個世家集團在陳氏看來，武則天祭出的新式人才登進辦法危及其前途。這是一種世家玩不過新遊戲規則的文化論述提法。這在人類歷史上在許多個案上不失為一項「潛規則」。但毛漢光用更細緻的研究辦法，徹底推翻陳氏此說，取而代之的是，世家應世有方很快就適應變局，變成新辦法的常勝軍不說，原先的老辦法也沒廢掉，只是名額被縮編，他們照樣壟斷老辦法之下的入仕途徑。這就是世家對新舊辦法一體通吃的實情，完全出乎陳氏本人及其粉絲意料之外。本書作者於此另外強調一點，那就是唐政權是個革命政權，而革命政權對世家固權這一點是不利的。唐政權的早期，應該是一部分世家與隋末各方群雄勢力分享政權的時期，是不待武則天崛起已先一波受到打擊。此後世家如何通過武氏當權期間的層層試煉，似乎仍有待深究。易言之，陳寅恪一方面忽視李唐革命對關隴集團的衝擊，另一方面又過度看重科舉取士制對關隴集團的打擊。

　　接下來是李唐政權內部長安政府與河北地方長期的齟齬此一現象，陳寅恪的解釋是漢文化的中央政府與胡化的河北地方勢力的衝突，是典型文化衝突才造成如此長期的政治對立。陳氏於此用以取信史學社群的證據卻只有屈屈一則資料而已。以文化衝突詮釋河北跋扈所形成的論述深入人心，導致無人敢攖此論述的鋒芒。有位史家還在其博論中以專章重複了此一論點，那是一九六九年。另一史家於其博論中則接受毛漢光指導修正陳說，說成河北部分胡化說，只是該博論未出版，本書並未處理到（按：此博論已於本書製版完成後出版）雖說如此，還是保留陳寅恪說河北有胡化的問題這一看法。這是二○一○年。陳氏發表此說是在上一世紀三○、四○年代，這樣唐中央與河北地方的文化衝突說竟然持續了七十年的時光，傳頌在讀者齒頰和筆墨之間。

　　但胡漢文化衝突說乃胡漢文化接觸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是文化融合，是陳寅恪學術王國未及之處。然而，台灣的中古史家循此陳寅恪學問的縫罅處而大加發揮。這也算是陳寅恪文化工業的另一途發展。胡漢文化融合最大號的個案發生在北魏孝文帝朝，這裡有三本學位論文雲集此處。有一本論文集上溯至北魏開國至孝文帝朝處。另有一本論文集專章處理前此五胡十六國時期的胡漢融合個案。實際上，這個個案更早有人以專書形式發表過。又有兩本論文集是在講北魏胡漢文化融合過程中，存在鮮卑人文化主體性問題，易言之，鮮卑人於此並未全面性無條件屈從於漢文化。

　　最後，陳寅恪零星處理東晉．南朝天師道、南北語言融合，以及族群的問題，原是台灣近二十年熱門學術課題，可惜迄今引起中古史界迴響不大。這部分顯示陳寅恪的超前演出。

　　在文化領域上，台灣的中古史家有逾於陳寅恪的發展，在課題的開發上成果斐然，計有花文化、母子關係、夫妻關係，以及禮制文化等，都屬於後天文化建構的性質。這是當年陳寅恪思慮不及之處。在此，台灣中古史家思維雖新過陳寅恪，但方法仍屬陳舊，不免影響到成果的可看性。

　　在以思維、方法俱新的方式去處理文化課題者厥為盧建榮一人，在他筆底，法律文化、死亡文化、將敵人他者化的文化想像作為、地方群眾的抵抗文化，以及理財工具理性和文化核心價值理性的衝突等五方面，都一一從史學地表浮現，言人所未言。

　　在許倬雲所開發的地方勢力課題上，三國時代吳地個案的研究令筆者驚艷、歎未曾有。他影響到毛漢光寫河東地方社會，黃淑梅寫南朝太湖經濟區，盧建榮寫中晚唐淮北地域社會。可惜這個學術傳承不普及，社群中有人故意視而不見，以致影響底下地域社會研究，諸如中晚唐江西、中晚唐澤潞鎮（在今山西東南和河北西南）、中古時代的兩廣，以及晉、劉宋的江北等個案。

　　根據上述析論看來，陳寅恪挖掘的問題深深吸引台灣中古史家的注意，他們所為在大方向上是附麗於陳氏的發現和假說。只有少數幾位史家走自己的路、問自己要問的問題，大有與陳氏別苗頭之慨。中古史知識版圖也因此為之擴大不少，使不至停留在陳氏創建該領域的時代。總之，一眾史家讀者在讀取陳寅恪符號上，是難以擺脫陳氏對中古史一些大方向的論述的。
台灣中古史知識製作有著保持與陳寅恪亦步亦趨的味道和衝脫陳氏思維牢籠這兩面性，是本書要揭露的一大重點。本書另一重點要在指出中古史知識社群整體敬業和專業態度不及格這一點。

　　絕大多數有博士學位的中古史家其產能極低，無法找到新領域，並從中找到一系列相關的題目。整個中古史界耗費一甲子（1949-2009）只生產八十六本書（就中大部分是論文集，而非專書），這些書擁有十年內二千本賣量紀錄者屈指可數，因而整體產值奇小，嚴重違反文化性書物歷史發展的鐵律。要之，產能低加產值小是台灣歷史書籍的特性，非獨中古史書獨然。這是一點。

　　其次一點是，中古史家不甚遵守學術累積這一工作倫理。所謂遵從學術累積指的是不要重複勞動前人的研究心得。絕大多數學者對於前賢的學術業績在引證上，會因輩分和派系兩因素，而決定引證與否。易言之，一些托大的長輩往往不引證晚輩學術成果，不同派系的研究心得彼此是互相否認的，常常因人廢言。所以，本書才會說這是小圈圈主義作祟，引證的範圍不是以整體社群，而是以自家派系為界。這是台灣史學社群不健康的所在。

　　第三，學者的書文多經過層層關卡過濾，照說會使失誤降到最低才是，其實不然。有六七位口試委員把關的博論、有專家背書推薦的獎助出版品、有經秘密審查制篩選的論文，以及受到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獎助單位贊助的得獎作品等，通通逃不過本書作者法眼，裡面論點光怪陸離到沒有證據也可以拿學位並出版。這些書充滿著疏失和思慮欠周等等問題。這就嚴重違反專業守則了。博士學位的獲取意味著當事人從此會寫專書，倘若遵守歷史書是文化性書物的律則，則書寫的結果理應引起大眾注意。結果我們有博士學位的中古史家沒幾個寫得了專書，即令寫得了，也多係翻案文章不說，而且寫不出符合文化性書物的要求標準。

　　換言之，我們的博士中古史家發現不了新領域以寫書，就算卯足勁寫出書了，也構不到寫文化性書物的標準。這是台灣當代歷史學的危機。陳寅恪的書完全不符合文化性書物的標準，但他至少作到開創新領域。台灣的中古史家少有開創新領域的能力，他們多半只會陳云亦云。